A Case Study as Being Contemporary | 作为个案的“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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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建筑师的身份（identity）回应了时代变迁过程中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socio-political context）。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房地产业的经济利益驱使了建筑师与开发商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设计依然是增加房地产产品附加值的服务性行业，尤其在大型项目中，建筑师仅能从设计概念上被动地做一些装饰性介入；另一方面，开发商在经济利益和政策驱使下采用大型街区(superblock)式的开发规划策略，使房地产有能力建造空间上的“微型城市”，甚至在现有社会体系下植入“微型社会”。从这个角度而言，房地产开发不再是单纯“协调住房供给”的市场化方式，而有可能成为构筑当代社会人文秩序的“事业”。快速开发并不意味建筑师单一的反应模式（pattern of response），激烈的竞争和非常规的现实增加了建筑师参与当代社会空间构筑的可能性。因此，我希望通过个案分析而不是全景式纵览，试探性研究由建筑师身份变化和特定社会政治语境所构成的中国当代建筑发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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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中国（SOHO China）是极具特征的北京房地产开发公司，倡导了生活方式品牌化。通过观察过去十年这家开发商本身的策略及其开发产品的演变，可以解读开发商与建筑师角色所发生的动态演变，以及建筑作为产生更广泛城市效应（形成“微观城市”和形成“微观社会”）触媒的潜力。以视觉导向为本质的北京奥运会既催发了特定社会政治语境的形成，又使当代的社会政治空间更错综复杂。以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使北京迅速形成了与奥运相符的形象和实力，但是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和政治摩擦。在这一语境下，SOHO中国越来越有意识地以“建筑师的设计介入”作为调停（mediate）开发过程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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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中SOHO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模式：在“黄金地块”开发“小型办公，家庭办公”（SOHO）模式（商住混合的当代生活模式形象）的项目并迅速销售套现，每一个项目都邀请国内外著名建筑师参与设计。SOHO中国的第一个开发项目“SOHO现代城”开启了商住两用空间的开发销售操作模式。当时，无论建筑设计还是销售理念都挑战了投资者的常规认知，现在这样的方式却同化了前奥运时代CBD的开发：“一开始，住宅的销售业绩并不理想，潘石屹的销售团队在商住混合双重功能的概念之中挣扎不已。SOHO现代城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鲜亮的外表，宽敞的平面还有开放社区的设计对于中国而言是全新的，是时髦的。最终项目在公众间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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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外SOHO延续了SOHO现代城所采用的商住混合开发模式，但是山本理显（Riken Yamamoto）的设计所体现的建筑集群性和清晰性却为SOHO中国的第二代商住两用开发赋予了具有挑战性的“开放社区”概念。SOHO中国成功地在“使用年限为40年的商业用地上叠加使用年限为70年的住宅功能” 。虽然打了政府的规划政策的擦边球，但是SOHO中国却通过从商业用地到商住混合用地的转换，实现了“开放社区”理念。随后一系列的SOHO项目可以被理解为是这一趋势的延续和变异。城市研究学者伯特•德•穆恩特（Bert de Muynck）在这些蔓延的SOHO开发背后所观察到的是：“SOHO中国在出售一个梦，有人更将SOHO的英文缩写翻译明星建筑师装饰下的和谐操作（Starchitects Ornament Harmonious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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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中国最新前门大街改造项目是奥运前高度“政治化”的开发：前门有强烈的老北京生活遗风，改造本身代表了首都北京的“旧貌新颜”——这正是奥运会需要向世人展现的形象。奥运会触发了前门的更新改造与再开发计划，也给予了项目足够的国际关注度、影响力和财政支持。然而，前门开街日期一再拖延，商业开发方式和策略也不断遭受质疑，暴露了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前门大街两侧改造是该项目的核心内容，原计划于奥运会开幕前完成，所有商铺开门营业，后由于奥运会火炬接力需要，开放日期又提前了。可是，即使按照原计划，开发商和政府间无休止的协调，尤其是审核过程的僵局，也会延误最终的时间表。最终，前门大街在奥运火炬接力期间和奥运会期间分别象征性的开门迎客。奥运期间的施工限制使项目长时间停滞，加之奥运后SOHO中国和政府就开发和经营权的谈判，也导致正式开街时间一改再改。
“黄金地段”前门大街的商业模式是SOHO中国开发策略的特例。奥运前后的复杂政治气候使该项目一直扑朔迷离。最早，潘石屹称从政府背景的“天街公司”收购前门项目是“希望拯救老街区” 。SOHO中国在香港挂牌上市的招股建议书中，前门被描述为“地段独一无二……被认为是公司融资最重要的资产载体。”但是，在上市成功后，“SOHO中国与全体股东却不得不面对相关股权交易无法如期获得政府批准的尴尬和风险。” 前门项目困难重重的官方原因主要是由于SOHO中国的外资背景和国外上市方式，鉴于该项目属于旧城改造，政府对将股权出售给外资公司心存顾虑。从提倡保护的角度来看又是另一个版本：SOHO中国的股权转让被“北京市政府永远叫停是因为有触犯保护法规的嫌疑，正在接受调查。” 但不论哪一种版本，潘石屹都不得不面对其一贯的“开发销售”的商业模式在前门项目中不再行得通。
前门改造项目与SOHO中国一贯的品牌市场策略不同，既没有以潘石屹个人形象进行宣传，也没有对建筑师个体的任何宣传。从其他的媒介中，可以发现有三位在各个阶段颇具代表性的建筑师/建筑专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世仁，现在被崇文区政府聘为前门大街历史文化风貌保护顾问，他提出了前门大街改造的基本原则并具有最终方案的专家审批权，而且他也是在SOHO中国介入前门之前该项目的主要建筑师；SOHO中国聘请的中国建筑师张永和；以及在王、张两人介入项目之间SOHO中国所邀请的众多国内外建筑师：SOHO中国最早的方案由美国建筑师本∙伍德(Ben Wood)和韩国建筑师承孝相(Seung H. Sang)等国外建筑师完成。伍德是上海和杭州新天地的建筑师，承孝相则与SOHO中国有过一系列成功的合作。随后，天津建筑师周恺和英国建筑师大卫∙阿德迦（David Adjaye）相继加入。但这些建筑师的当代建筑语言却一直无法通过崇文区政府和王世仁为首的专家委员的审批。就在这个僵局时刻，张永和通过承孝相的引荐，加入了前门项目的设计。SOHO中国在“长城脚下的公社”项目十年后重新和张永和的合作，合作的促成也来自政府的建议，希望前门的开发可以同时保持本土性和国际化。张永和在设计中将中国传统的“庭院（courtyard）”语言作为核心空间的设计概念，保留了坡屋顶、青砖墙的传统风貌，并采用了传统工艺的花砖砌筑工艺和砖雕工艺。张永和在这个项目中的身份，成为了众多当代现实的调停者：一、张的设计努力融合了当代商业空间的诉求与传统院落建筑空间语汇，形成“走街串院”的新商业体验；二、张的国内学术影响力帮助开发商在政府面前具有更多的说服力，反过来也帮助政府约束开发商建立项目正确的社会公众形象；三、张的国际声誉和文化作用也使其帮助甚至代表开发商和政府与前门项目众多国内外参与建筑师进行协调、沟通、建议和约束；四、张的家庭背景使其能够代表开发商商业利益和政府形象需求与历史保护专家之间建立积极的对话。五、张对待历史街区的积极保护态度以及对传统建造工艺的重新使用，在政治和经济博弈中寻找到了建筑学本身发展的文化价值和立场。
SOHO中国惯用的文化性和明星建筑师策略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开发项目中无法提供更多的商业价值，但却转化为斡旋于商业与政治利益之间的调停者。张永和的诸多身份最终成为在政府、开发商、专家之间获得平衡的权宜之计。2008年房地产市场节奏放缓之前，SOHO过度饱和的市场和高速的开发销售迅速耗空了CBD的土地资源。过快消耗所产生的土地增值导致连潘石屹本人也无法承受，SOHO陷入了“有钱，却没有项目”的窘境。 奥运后，前门项目也进行了策略转向：潘石屹最终放弃一贯使用的买地、开发、销售的模式，而选择以租用的方式投资这54，000平方米的商业用地。 SOHO中国挂牌上市后，面对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当务之急是固定的经济来源。至少，前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巨大流量为这笔投资保证了不菲且稳定的租金收入。而在奥运后开发商和政府的相互妥协中，建筑师又将转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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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个案启发了我对“当代”话题的三个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建议：
一、建筑的“当代转向”（a contemporary turn）与重要社会政治事件紧密相关。事件所形成的断裂，割裂了前与后两个不同空间。因而，当代转向并不是连续的从实验建筑向当代建筑的发展，而是在重要社会政治事件所形成断裂前后两个空间中平行的努力；
二、当代转向并不一定形成当代建筑语言本身，但是却形成当代建筑师操作的社会政治地志。每个个案中建筑师对于断裂的特定反应（response）和介入（intervention）态度以及与各社会政治角色之间的协调、互动，摩擦、抵抗，形成了建筑师的当代身份（identity），而这一身份并不一定伴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当代建筑语言，但却一定服务于一个更广泛和复杂的观众群体；
三、事件的发展，断裂的反应以及反应所带来的影响最终都会趋向平淡和常规化。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当代建筑是一个持久的话题，但是任何一个当代性必然会趋向平稳，并被别的特征所取代，因此，当代的问题的生命力和“个案”、“即刻”、“瞬时”的思路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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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个案分析以及三个建议希望分别能够和《新观察》第一期中朱涛的时间和空间语境、朱剑飞的建筑师身份、史建的中国建筑当代转向的讨论之间建立起更精确的对话。
